海南社保代理——人才的发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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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2-03 10:46:49
论文当然是衡量在科研中的贡献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如前所述，论文还牵涉到它的质量和为它进行大量工作而且密切合作的他人的劳动。为了能客观公正地衡量一篇论文的质量，最好的办法是给以公开发表的机会，让时间和群众与社会效果去作出裁判。如果过于仓碎，甚至论文还没有出来就要求奖励或轻易否定，那么非但无法给以准确的评价，而且还容易引起名利上的争执，或积极性受到压抑而恶化科研战线的气氛。诺贝尔奖金一般是在成果已经获得社会公认后才决定授予的，因而有着最大的权威。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是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日益显示其光芒的:一个没有价值的成果，即使一时得到好评，但绝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在发现人才的社会力量问题上，我们想从“伯乐识干里马”谈起。伯乐识干里马是值得称道的，但伯乐也同样是一个人才。这样的人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成群涌现，而在另一些社会条件下则会消声匿迹。在历史上兴旺发达的时代，人才总是成群的涌现，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希腊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是这样的历史时代。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不拘一格”发现人才才有较多的社会基础。这是出千里马的时代，也是出伯乐的时代。伯乐是作为社会的代表，挑选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才，而决不仅仅决定于伯乐的个人动机和行动。韩愈强调了伯乐识千里马的重要性，但他却并未阐明这一事实的社会意义。韩愈说道:对千里马“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他认为“策”(使用)，“食”(培养)和“通其意”(了解和同情)这三点是千里马出现的基本条件，而伯乐就应当在这三方面发挥作用。问题在于伯乐根据什么动机、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去担负起这三项作用而又能取得成功。这应当归之于社会的条件，而在这一问题上，韩愈并未作出分析。
应当说，伯乐本人也是人才，我国古语“英雄惜英雄”就是此意。因为只有英雄，才能深刻领会英雄涌现的困难，而赞赏英雄的气质和能力。这并不完全由于个人同情，而是为共同事业所激励的结果。因此，慧眼识英雄都有一定的社会动机。例如，古代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徐庶走马荐诸葛等生动传说，都是古代赏识人才的最著名的故事。但是萧何和徐庶都是生活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他们正是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举贤荐能的。
伯乐识千里马，按韩愈的意见，伯乐是比千里马更为少见的人才，那么谁又去识伯乐呢?显然伯乐也是被社会力量推上历史舞台的。同时，韩信和诸葛虽然被萧何和徐庶“识”了出来，但如果封建统治者仍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封建教条，韩信和诸葛也不可能被起用，而只可能在万马齐暗的气氛下窒息、消失。由此可见，“识”的效果也是决定于社会的。
还需看到，作为有阶级性的人才和作为无阶级性的千里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人才离不开社会斗争，社会斗争往往最残酷地反映在人才斗争上。历史上有名的《马陵道》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庞涓并非不识孙9,是一个人才，但是庞涓非但不予使用，反而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已。直至孙殡佯作疯狂，在庞涓的眼中已经不是“千里马”了，才得到活命的机会。由此可见，在尖锐的社会斗争和权力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千里马”。因此，古人认为聪明外露，过早显露才华的人不会久长，这里可能有两个含义:其一，这种才华有过于浅薄的可能:其二，过早暴露在激烈政治斗争之前，给人才的前途增加不少险阻，甚至导致毁灭的命运。
因此，伯乐识千里马，虽可说明识别人才的重要性，但伯乐的存在绝不是人才产生的社会根木原因。人才产生的社会根本原因乃是社会需要。在社会的紧迫的需要下，甚至高傲的统治者也只好屈尊求贤。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刘备“三顾茅庐”，曹操、李世民等“求贤若渴”，汉文帝特地下“求贤诏”等，是人们熟知的例子。在苏联《乌沙可夫》电影里描写了当时帝俄的掌权者波将金公爵在一条军舰上与低级青年海军军官乌沙可夫相遇，乌沙可夫竟敢顶撞这位不可一世的公爵。其结果不仅未遭到犯上的惩罚，而且被赏识，不断得到提拔和信任，成为沙俄海上扩张的统帅。“求贤若渴”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原因，最根木的还是社会需要的结果。
有社会的需要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伯乐，同时它也激发了人才的斗志，这时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伯乐和人才就会成批涌现。人才主要不能象韩愈所说的靠“食”·而成长，也不能用“大树特树”的方法使其生根结果，它必须在斗争中锻炼，在斗争中涌现。一个社会的变动会把成群的英雄推上历史舞台，其原因就在于此。
人才之所以在斗争中形成，是因为在斗争中，人才的才智会得到实际的锻炼，吸收各种知识而形成高效能的智能结构。如果没有这种斗争，人才就会减少光芒。据统计，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在获奖后成果反而减少了。在一个单位里，往往不是条件最好的人最有成绩，反而是困难较多的人成绩最为显著。认为当前是一场“无规则有人深以未遇伯乐而感到遗憾，，无裁判的竞争”。角。当然，有一定条文规定和权威性的裁判，无法显露头对于在竞争中发现人才是有利的。但大多数人才是在自己努力中成长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自己科学研究的天地是靠自己开辟的。伯乐和裁判对个人来说，都不过是客观条件。有志
者绝不把希望寄托在身外的条件上。
我国古代学者孟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能当“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是十分深刻和生动的。优秀科学家的出现，大都经历了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在艰苦条件下，坚毅不屈者胜。不利的条件淘汰了多数，但也磨炼了少数佼佼者。我们从科学家传记中可以发现无数艰苦奋斗的实例。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是极其简陋的，实验条件又是十分艰苦的，哥白尼、达尔文、爱迪生等也都留下了艰苦奋斗的事迹，值得后代追忆和学习。
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说明科学研究只能在艰苦条件下才能成功，也不是说明不必再去建立设备良好的现代实验室，为科研创造必要的有利条件。它们只说明，艰苦条件可以迫使人们接近社会和激励自己的斗志。同时也给人们进行了最客观的、最严格的、最深刻的鉴定。科学工作者应该不怕艰苦，经得起艰苦条件的考验，同时深入社会生活接近人民。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社会中酝酿着的巨大变动，首先是在社会基层开始的。广大劳动人民对自己从事的劳动感性知识最多。科学工作者如果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劳动人民，也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