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观点去研究人才，因此也就提出了不同的“人才”概念。如果没有共同遵循的原则，在讨论“人才”问题上就没有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语言，也就很难取得一致的认识。那么今天我们讨论a人才”，应该从什么角度、用什么观点来加以研究呢?毫无疑间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人才的根本指导思想，特别是下面的几个基本观点应该成为我们认识人才的基本原则。
第一，人才的社会性。任何一个人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拐页)这就是说，人的一个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就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阶级属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都各有不同的人才标准和人才理论，‘人才”概念的内涵也就不同。因此，“人才”并不是一个任死的祖念，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内涵和外延。所以，当我们考察和评价人才和人才理论的时候，就必须从人才的社会性出发，坚持历史的观点。
还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脸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一切人才的成长，以及人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一开历史的条件，在一切人才的身上和人才‘的理论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上时代的印记，显现出时代的风貌。在阶级社会中也就必定会有某个阶级的烙印。
因此，坚持用历史的观点考察人才和人才理论，对历史上的人才和人才理论，不应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态度，而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去其M粕，取其精华。对历史的人才，既不宜用现代的标准苛求，也不应将池们“现代化”。既不可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又不可不充分注意到历史上的人才和人才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坚持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人才和人才理论，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对人才的现实需要出发，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既不能超越历史现实来侈谈人才和建立一套抽象的、不切实际的人才理论，也不能照搬历史_I:的和外国的人才现沦。显然，作为人才，他们的成长规律、人物个性，等等，必定有某些共同之处，一切历史上的和外国的人才理论，都会有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可以借鉴的方面。但是切不可忘记，我们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在中国国土上，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才成长、人才使用的规律。显然，这样的人才理论与以往各个时代和各种社会制度下的人才理论必定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尤其不能混淆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才和人才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才和人才理论的本质区别，把资本主义社会人才成长的规律，当作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
坚持用历史的观点研究人才理论，不仅使我们在讨论人才问题上能有共同的语言，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才理论，才能在为我国四化建设事业而加速人才培养和人才开发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人才学才能富有生命力而获得健康的发展。
第二，人才的相对性。虽然人人都可能成为人才，但并非人人都已经成为了人才。“人才”是对那些尚未成为“人才”的“非人才”而言。任何人才都有从非人才”到“人一才”的成长过程。
人才的相对性还表现在:人才具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水平、不同的特点，既有“杰出人才，，还有“优秀人才”，也有“一般人才”，有科学人才、教育人才、管理人才、艺术人才、体育人才，等等不同行业的不同人才。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任务，对人才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在这个领域并非人才者，在别的领域中却可能是一位出色的人才。陈景润当中学教员力不胜任，但并不妨碍他去攀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而成为当代著名的数学家。
人才的相对性表明，人才都是具体的。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能不能成为人才，，要作具体的分析。不作过细的具体分·析，笼而统之，就免不了埋没人才、压抑人才或用才不当。
人才的相对性还表明，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全才”、“完人”是没有的。因此，对人才不可求全责一备。成就一个事业，不仅需要有杰出人才，还需要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特点的各种人才，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组成一个合理的人才结构。而且如果没有一般人才的支持和协助，没有为数众多的其他各种人才所创造“的必要条件，“拔尖”人才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人才的可变性。任何人才都有成长的历史，有从“潜”到“显”的发展过程。虽然今天还不是人才，但坚持不懈的努力，明天就可能发展成为人才。同样，;.今天是人才者，如果不注意培养教育和自我修养，明天也许天折。有的人才虽然有所作为，但并未取得公认，而要取得公认也要有一个过程。既然人才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水平，因此，人才也就有从较低的层次和较低的水平向更高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的过程。有的人才还可以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
从人才的可变性原则出发，我们考察人才，就不能只看昨天，不看今天和明天。而既要看昨天，又要看今天，更要看明天。用固定不变的眼光来评价人才，就难免将大批正在发展中的人才拒之于“人才”之外，这于鼓励进取，造就人才不利，反而会造成压制人才成长的情形。
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考察人才，就既要看他现在已经取得的成果，更要看他潜在的发展能力，不要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已被人们公认了的人才身上，而要十分注意发现和扶持那些未被认识和重用的潜在人才。
第四，人才的广泛性。我们讨论的“人才”，既不是个别的“天才”或少数的“杰出人物”，也不是仅仅指某一行业或某一种类型的人才，而是指各行各业的、多种多样的人才，是广义的人才群。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仅“状元”是人才，“进士”、“举人”、“秀才，也是人才。因为我们的事业，不仅需要有伟大的政治家，也需要有千千万万的出色的基层干部，既要有好的军事指挥员，还要有大批的神枪手、神炮手，既要有经济学家，也要有大批精通经营管理的工厂经理，既要有教育学家，也要有大批育才有方的教师、保育员，既要有著名的科学家，也要有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等等。如果没有这样大批的各种各祥的人才，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那么整个社会就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是不是人才，就在于是否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有所创造。
特别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得当代任何一个重大的科学课题和社会间题的解决，都不是仅仅靠个别杰出人才就能完成的。造就大批的人才群，这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进化的需要。日本教育学家涩谷宪一在讨论“英才儿童”的时候，就主张不应把“英才”局限于那些在一个世纪中只有几个的极其罕见的
“天才”身上，应该把眼界放得宽一些。他认为.在今后的社会里，与其需要众星拱月般地突出一个神童，不如需要更多地注意到无名之辈通过智囊团的协作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思想是十分可取的。
一个国家如果只靠少数的杰出人才，是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的。正象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出了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但是并不标志这两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已经很高一样，几个杰出人物并不反映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和经济实力。杨振宁曾经说到，他和他的老师泰勒教授讨论过世界各国科技发展的成功因素。他说，泰勒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并不是资金。象伊朗钱很多，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发展有灿烂的前途。相反，日本和德国在二次大战后经济极端困难，可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工业发展已遥遥领先。泰勒认为，这里的道理固然很多，而主要的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使他们的人民都具有一定的科技知识，是他们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的人很多的缘故。这是两个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
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从来就是千百万人的伟大事业，更需要有千百万优秀人才的共同努力奋斗。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千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因此，我们党历来都把造就这样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作为自己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而且，目前我们深感人才缺乏，青黄不接，·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显然这不仅是缺少某儿个杰出人刁‘，而是缺少各行各业的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I是那些能在各行各业，户发挥实际作用的大批的业务骨干人才‘。
如果不然，把“人才”只是局限在少数几个杰出人才身上，就必然使人才学走进一个狭窄的胡同，脱离社会基础，失去继续前进的动力。这样的“人才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甚至连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了。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土的地位和作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且阐明了杰出人物与群众的关系，揭示了“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71页，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的历史规律。因此，人才学毕竟需要研究“杰出人才”和各种
“名家”。但是那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杰出人才自身，更在于从中探索人才成功的条件，把握人才成长的规律，启示更多的渴望成才的人们自觉地走上成功的成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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