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初所谓德高望重的三个元老重臣。他们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身居内阁大学士，同心辅政，协力相资，史称“三杨”。三杨当政数十年，不仅忠心耿耿，政绩卓著，成为皇帝的左辅右弼，而且在拔播贤能二推毅人才方面也弹心竭虑，堪称表率。据史籍记载，在三杨执政期间，单是由于他们的推荐而担任各种要职的，就有十数人之多。而且被他们举荐的人在其任上也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做出了成绩，不少人成为一代名臣。
三杨荐贤，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史谓杨士奇“雅善知人，好推毅寒士”。宣德五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各地斌税多通欠，而以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税粮积欠八百万石，朝廷急需得力官员前往治理。当时，周忱有经世之才，但不为人所知。杨士奇、杨荣却将其荐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果然，周忱赴任以后，革除旧弊，节省浮费，既解除了人民困苦，又缓和了国家财政危机，做到“民不扰而察有余羡。”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况钟也是由于杨士奇的推荐，担任苏州知府后，“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原为侍讲，他内刚外和，通达政体，有奇才，受杨荣、杨士奇举荐，进入内阁，直接参与军国大事。杨荣死后，士奇年迈多病，阁务多决于，成为朝中重臣。
三杨荐贤，只重才干，不重资历。明初的名臣于谦本来只是个七品小官监察御史，论资历，可谓浅矣。但杨士奇独具慧眼，看到他才堪大用，将他破格提拔为三品大官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史称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在土木之变时，面临英宗被俘，瓦刺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危局，朝中大臣惊慌失措，而于谦挺身而出，如中流砒柱，力挽狂澜，领导了北京城保卫战，挫败了瓦刺的进攻，使明朝转危为安。彭助、孙鼎本来只是国子监的教员，因有才一能，在杨士奇、杨溥的推荐下，也被越级提拔为御史，先后督学南敲，并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三杨荐贤，唯才是举，不搞结党营私。他们思贤若渴，一旦发现人才，竭力推毅，决不让人才道没。有的被举荐的对象，甚至素昧平生。杨士奇本不认识陈继，户部尚书夏原吉在苏、松一带治水，看到陈继的文章，别具才华，归示士奇，士奇立刻向仁宗推荐，摺为国子博士，旋又升为翰林院官员，值弘文阁。于谦被荐为巡抚以后，每次到朝中陈事，“空寨以入，诸权贵人不能无望”，一反那种贿赂公行的官场恶习。所以史谓:“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
大凡热心荐贤的人，也总是十分爱贤。不因求全而责备，不以小过而废之。这一点在杨士奇身上尤为突出。例如杨荣疏周果毅，遇事敢为，曾数次随成祖北征，立下汗马功劳。但却经常接受边将送来的良马，又曾在宣宗面前说过杨士奇的坏话。有一天，宣宗向杨士奇谈及此事，士奇却反为杨荣辩白:“荣晓畅边务，臣等不及，不宜以小青介意。”并希望宣宗能象看侍自己一样看待杨荣，丧现了他的宽宏大量。杨荣虽然不能容人过，但一旦遇到有人触怒皇帝，将遭不测时，却也往往在皇帝面前婉言规劝，消灾弥祸。户部尚书夏原吉、翰林侍讲李时勉，皆因此而得救于杨荣。三杨这种对人才不求全责备，不因过废之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在三杨的影响下，洪熙、宣德、正统年间，大臣荐贤，蔚成风气。
臣下有荐贤的热心，皇.七也还要有纳贤的雅量。在这方面，仁宗、宣宗不愧是一代英主，他们表现了对臣下的充分信任。只要是三杨荐来的贤士，他们都能量才录用，各尽其能。有的人即使受到诬告、中伤，他们都能以其为三杨所荐，而不为流言所惑。有时即使处理错了，一经发觉，立即纠正。大理
寺卿虞谦政绩卓著，却遭谗言，受到降职处分。杨士奇向仁宗力白其诬，并称赞虞谦“历事三朝，得大臣体”，建议为其平反，仁宗欣然接受，诏令虞谦复职。正因为君臣相信如此，遂使洪、宣年间，“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当日大法小廉之治也。”清初赵翼在论及此事时曾说:“盖一人之耳目有限，若虑大臣荐引，易开党援门户之渐，而必以己所识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择老成首硕十数人，置之t弼之任，使各举所知，则合众贤之耳目，为一人之耳目，自可各当其用，所谓明目达聪也。”这话是颇有见地的。
当然，“三杨”荐贤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选拔的人才只能是忠于统治阶级政权的。但是，当今天我们正在聚集人才搞四个现代化时，“三杨”荐贤的事绩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本文来源:海南人才在线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tfr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