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行政效率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原则
贞观年间有多少官员?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贞观元年，唐朝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文武官员只有六百四十三名。唐初全国民户不满三百万，平均以每户五口人计算，全国人口当在一千五百万左右。以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封建国家，中央政府的官员只有六百多人，应该算是够精简的。这比隋朝和以后的开元年间的数字少四分之三。①
贞观年间机构精简，官员减少，是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的。隋末农民举行起义时，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到唐朝初年，地主分子躲在家乡.“不乐仕进”，以致唐初“官员不充”。这是唐初官员减少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唐太宗的用人方针有所改变。在隋朝行将灭亡时，贵族李渊为了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政权，大量任命官员。他自太原起兵向关中进军途中，“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任命)千余人”(《资治通鉴》卷一八四)。唐朝建立后，吏部“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选人至省，便拜官职”。据说一次“集者七千余人”，全部“随才锉叙，各得其所”(《资洽通鉴》卷一九二)。这就使官员数量大为膨胀。唐太宗反对这个方针，他亲眼看到号称“甲兵强盛”的隋朝，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顷刻瓦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吸取了隋亡的教训，确定了“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贞观政要》卷一)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用人方针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因此，他即位后不久，就对宰相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并且“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从太原起兵到唐太宗即位前，唐朝中央政府究竟有多少官员，已不知其详。仅以“并省”后的官员人数与上述一次任命“七千余人”来看，减少的官员为数一定不少。
减少了大批官员并投有引起反对。至少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正值隋末农民战争过后不久，地主阶级“不乐仕进”的心理仍然存在吧。同时，这些被裁减的官员，都有“本业”。睿宗景云二年，监察御史韩碗曾提出减少官员的问题。他主张精简官员，“使其耕桑，任其商贾。”他问道:“何为引令入仕，废其本业?”(《通典》《职官二十二·秩品五》)可见，被裁减的官员一般都有“本业”，并不存在“生活问题”。
为了贯彻“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这一方针，唐太宗还用制度、法律加以保证。为防止官员冗滥，《职官令》对各级政府机构、官员设置作了明确规定。而在《唐律·职制》中，对各级主管官员私自“超编”规定了惩罚条款。
《唐律》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唐律疏议·职制上》)这就是说，各级机构的长官，在规定数额之外设置或“超编”官员一名，要受一百下杖刑;十名要受二年徒刑。用法律来约束官员“超编”是贞观年间机构精简、官员较少的有力保证。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重点在“得人”。唐太宗下令“并省”时，对房玄龄等讲了官员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贞观政要》卷三)在他看来，任用官员，宁愿少而精，不愿多而滥，重要的是“得其才”，亦即官员的质量。因而他十分注意求贤择善。他要求宰相不要埋头于日常事务，“细碎务皆付左、右承”，要腾出时间和精力“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贞观政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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