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太宗培养造就人才
一、注意培养宗室人才
起初，唐高祖李渊，以为时局未定，便广封宗室以威天下，三从昆弟之属，年始孩童者数十人，皆封为王。①唐太宗即位，对这个作法提出疑问，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说:历观古代封王者，没有象今天这样多、这样滥的。“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太宗听了，很以为然，就说:“联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属疏者降为郡公，只对有殊功的数人封王。②就是封王的，也仍然担任地方军政官吏，黝险赏罚，与他人一样，王位不过是个头衔，不象汉朝那样有一个固定的封地，成立个小王国，可以安享尊荣，世代相袭，乃所谓“皆有封册之名，而无磐石之固”。①这样一来，宗室子弟多少受到一些限制，不能在封国内为所欲为。至于他说的“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不过是句官腔，其真实目的正是为了叫老百姓永远为他“养己之亲”。
用人只有把他们放在群众之中去参加各项实际工作，才能培养出真实有用的才干。对封建帝王来说，这样锻炼出来的宗室子弟，才真能起到藩离的作用。唐太宗就是着眼于此，才把子弟放到职务上去考验的。贞观十一年，他为荆王元景等下的诏书说:“帝业之重，独任难以成务;天下之旷，因人易以获安。……采按部之嘉名，参建侯之旧制，共治之职重矣，分土之实存焉。”②这就是说，一个人是保不住帝业的，能够用人才行。宗室子弟按部就班，各司其职，封王建侯，完成共治之功，才是分封的根本用意。历代论封建者，多偏重在藩王的顺逆上来分析其利害，很不全面;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唐太宗的封建观，论得较为深刻。他首先指出，“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其原因就在于太宗处理得当。他说历代封建之弊，使“强慧者得势而狂，愿朴者温饱而自废，于是乎非若刘澳、司马伦之自跳以亡，则获麦不分如圈豚之待饲而已矣”。如能象唐太宗的办法，“节其位禄之数，登之仕进之涂，既免于搞项无闻之忧，抑奖之于德业文章吏治武略之美，使与天下之英贤汇进而无所崇替，固将蒸蒸劝进而为多士之领袖，以藩卫天家，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将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并起，而耻以纹挎自居”。这是很中肯的议论。唐宗室中，如威震中外，并且治家谨严的吴王洛裔孙信安王李伟及其三个儿子李OR、李峰、李舰，出使不辱君命的蒋王挥裔孙李之芳等，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名臣。
二、任用人才士族与庶族并重
与处理宗室子弟同，一个出发点，唐初处理士族和庶族人士的关系，也比较恰当。
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开高门华阀任高官显职之风，并流衍于南北朝，使社会上产生一种专靠“贩卖祖坟松概”的特权阶层。唐柳冕与权德舆的信说，“魏晋尚氏族，故其人矜伐”。①所谓“矜伐”，就是指的高门旧族的骄横。他们用不着积学修德，也能做官;也用不着立功建业，仍然可以加官进爵，甚至犯了罪也可以逍遥法外。于是尽情作威作福，成为封建社会的保守势力。门阀制度也成了社会发展的阻力。到了隋文帝，开始打击这一不合理的现象，但是由于士族的反抗，结果使得“政烦于上，人乱于下”。只是经过隋末的农民大起义，对士族地主给予沉重的打击以后，唐太宗才有可能采取抑制旧士族的措施。
唐太宗首先命令撰修《氏族志》，否定了旧士族，肯定了新权贵。这种打击旧势力、扶植新集团的措施，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须的。唐太宗定氏族等级的理论根据是:“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②现在的新门阀，如果后继无人，门阀也要沦落，而寒门末第，也可青云直上，挣得高门。开元宰相张九龄，就是个门第低微的“岭海孤贱”。①同时川日门阀也并不排斥，只要有才能，有建树，仍然有其广阔的仕途。
当然，并不是说唐朝一代就不存在士族势力了，相反的是，士族的影响势力还是相当大的。唐太宗自己还攀附老子，宣称“联本系出于柱史”(《混元圣记》卷八)，可见他感情上仍是欣羡高门，不过在政治上是有意打破其特权的。由于唐朝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权威性的政策，士族势力无论如何也不能象过去门阀制度那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因为对立面的寒门庶族，已有抗衡的资格和条件。例如乾元宰相李换，曾被唐肃宗称为门地、人物、文章三绝，便头脑膨胀，以门望自恃，看不起寒门。元载受侍中苗晋卿之荐，李换竟说:“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魔头鼠目之子乃求官。”不管李拱算不算坏人，也不论元载后来怎样，这种落后的血统论，总是错误的。所以它不但没能阻挡住元载的得进，李换自己也因此遭到沉重的打一击。·②还有一位叫戎显的诗大，被京兆尹李妾看上，想以女妻一之，但又嫌他是寒门僻姓，要他改个姓再订亲，戎显坚决不答应。⑧因为这时的孤寒之士，足可以激昂自振，’不屑于攀龙附凤了。士族之名虽存，特权却减少了。不以门第取舍人，才能避免抑善蔽才，国家才有希望。
三、用进士科收揽人才
单凭一部“氏族志》，对庶族来说，仍然是一张空头支票，有了进身的资格，没有进身的途径，也是枉然。唐太宗改造了旧制州郡中正官掌人选的办法，州郡可以贡举，但决定权在中央。州郡贡举的人，不再是按家谱选择，凡是自学有成的都可申请贡举，只要考试及格，皆可贡到中央，再参加考选。这就给有真才实学的人，铺垫了进身之阶。因此，进士科在当时条件下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中央考选的科目很多，而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功臣名宦，多由此出身，而进士出身的，寒士尤多。进士考诗赋策议，不象明经考帖经和默写经书注疏那样受拘束，思想可以比较自由的驰骋，比较容易见才智。加之所考律体诗，又是当时最时髦的、最受重视的体裁，所以士子争赴，成为他们终生力争的功名。唐太宗曾私登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毅中矣!”①其得意之情，宛然可见。旧制本以吏部功考员外郎掌试贡举，到了开元年间，有进士凌侮了主试的员外李昂，议者以为员外郎位卑，不能服众，于是改为礼部侍郎主贡举。这也反映了进士地位的提高。晚庸诗人杜牧曾列举有唐一代进士出身的将相名臣，房玄龄、郝处、娄师德、张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崇、宋璨、张九龄、张巡、裴度等十九人，“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②其实何止这些，加上文苑儒学之士，人才举不胜举，不能说不是科举制的成效。
当然，进士科和进士出身的人，也受到一些攻击。那是因一为少数进士言行有疵，被人当作了口实，谓“科第浮华轻薄，一不可任用”。①再一个原因是后来科举制产生了一些流弊，被一势门子弟钻了空子，反对流弊，并不是反对科举。“牛李党一争”III的主角之一李德裕，就是这样，他正是对科举制度关一怀，想使之起到真正能选拔人才的作用。当时曾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②的诗句的流传。真正反对进士的不是没有，那就是宦官和权奸。他们是当时社会的腐朽势力。出身于寒门庶族的进士，对当时的腐朽势力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也多由他们首先发难，同腐朽斗争，因此腐朽者对他们也就多所警惕了。例如天宝六载的贡举，“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便一手遮天，全部a落，“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③又如太和二年，名士刘赞应科举对策，公开反对宦官，文章写得痛快淋漓，“言论激切，士林感动。”冯宿等三位主考官，无不“叹服磋饱，以为汉之晃
(错)、董(仲舒)，无以过之。”但惧怕宦官，就是不敢录取，引起一场舆论上的轩然大波。④进士受宦官、权奸的反对，说明他们是对的。
唐朝的进士，就是在这种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大都有上进心，不甘于默默无闻，老死腑下。治国安民的贡献和将相富贵的名位，又是相连的，功名富贵，往往就是有功于国的必然后果。对封侯拜相的憧憬，有时是作为一种征象来歌颂的。
“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中异姓王”。①这里面包含着许多文治武功、豪情壮志，也不单纯是利禄观点和对功名的庸俗追求。当然，这是封建社会的功利主义，他们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而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有千百万人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艰苦奋斗，向着这一伟大目标迈进。而千百万人才的出现，在于党和政府的培养、发现和任用。唐太宗培养造就人才的制度，在某些方面是可作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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