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代著名的工人建筑师喻皓，在注京修筑一座高三百六十尺(宋朝一尺合三十点七二厘米)的八角十三层宝塔，使塔身微向西北倾斜，他解释说:“京师地平无山，又多西北风，塔身稍向西北倾，以抗风力，估计不及百年即能被风吹正。”这是迄今尚未有过的大胆创造。它表现了喻皓不但有建筑学的知识和懂得气象学，而且己经知道了应用气象中关于风压的概念，并能具体求出量的估价。同时他又掌握建筑的技术，能计算建筑物的抗风能力而得出合理的预应力，用于设计之中。喻皓是一个才能结构比较全面的例子。
近代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才能结构也大都是比较全面的。例如大陆漂移学说的提出者魏格纳，既有气象学和地质学的专门知识，又善于进行科学考察。他曾四次去格陵兰探险，还任过探险队的领队，足见他具有在科学考察中的组织能力和计划、实施的才能。
俄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早年就学于圣彼得堡大学数学系的生物科学部，毕业后进入军事医学院，在生物学的许多领域都作过工作，并有熟练的外科解剖技术。他建立了生物学新的方法论，要求把完整的生物体置于其正常活动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用长期的环境考察方法代替传统的活体解剖方法。正是他知识丰富，思想方法卓越，又有高超的解剖和实验技能，才使他在生理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他的关于条件反射和两个信号系统的理论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我国杰出的科学家竺可祯不但有着气候学、地理学、天文学、物候学和我国历史的广泛知识，还亲自组织和参加科学考察、物候观测和气象观测，组织能力和观察能力都很卓越。加上他进步的政治思想，关心科学事业和谦虚的美德，使他成为我国气象学、地理学、科学发展史等多方面的先驱，他对科学界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量，他对组织这些学科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他把历史学、物候学和气候学结合起来，创立了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以上只是举几个例子。从科学家的才能结构中进行综合归纳是研究人才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再就人才结构的一般理解进行一些讨论。
目前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着重德、智、体三个方面，这也可以看作是科研人员才能的总体结构。因为这三者对任何科研人员都是必须具备的。它们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三方面之间的关系既是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又是互相促进的。
所谓“德”包括政治思想和个人品德。在科学研究中，往往使人深刻地感到，“德”常常在“才”中表现出来，它是发挥才能的前提。例如，在一项困难的任务面前，能够放弃个人名利的考虑，勇往直前地争取胜利。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德”的表现，实质上却是才的先决条件。
科研人员的“德”经常表现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无数的经验表明，现代的科学是十分复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项科研成果的获得，不是一个人的智力结晶，而是集中许多人智慧的结果。真正聪明的人绝不会满足个人的思维，而是善于集中和提高许多人的思维成果，而十倍、百倍地扩大个人大脑的功能。这点和军事家一样，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决不凭着个人的英勇战斗，而是把许多具备英勇善战的人组织起来，朝着敌人的要害作集中的攻击。自古以来，把那些只能凭个人勇气进行战斗的人尖刻地称为“匹夫之勇”。可惜在科研工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不少科研人员往往满足于个人的思考，而不去吸取其他人思考的成果，更不能为解决一个复杂艰巨的科研课题去启发、引导和组织一个集体的思考，而陷入了“匹夫之智”的可悲境地。这就大大限制了科研的规模和深度，甚至无法承担需要多数人攻关的课题。《孙子兵法》中讲到的“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事实上都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原则。“仁”是我国古代‘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含义大致说来就是，必须关心和爱护其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的成员们的利益和疾苦。“敬”要求军事家谦虚待人，善于团结。军事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素质，那么他既不可能得到整个阶级或集团的拥护，也不可能正确使用他掌握的武力，实现阶级或集团的目的。所以“仁”与“敬”都是德的指标，同时也是才能发挥的基础。
科学研究人员需要有强烈的追求真理的欲望，对待自己研究的课题，有如饿虎捕食，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种欲望正是搞科研工作的强大动力。表面上看，这是科学家个人内心世界的表现，但实质上它反映了科学家对社会需要的深刻感受和强烈反应，是构成高度社会责任心的精神因索之一，也就是以德为基础。
因此，科学家的德，除包括了德的一般政治标准外，还紧密地同他的研究活动结合在一起，这是在探讨科研人员的智能结构时，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括说来，科研人员的“德”，可分解为两个要素:一个对社会的，即目标坚定，排除干扰的气质;一个是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中团结集体的气质，这两点合在一起为科学家坚定正确的科学态度提供了精神条件。因为正确的科学态度要求科研人员在真理面前坚定不移，能够付出艰辛的劳动和毕生的精力，对科研事业的崇高献身精神:同时又要求热情欢迎别人的创造，以便形成科学攻关的集体力量。只有具备这样态度的人，才能最好地爱护和推动科研集体，也才能不为名、利以及其它任何干扰所动摇。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故事，感人至深，永为后代的榜样。例如，布鲁诺为真理而献身，居里夫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忍受着个人的不幸和生活的困苦坚持努力，终于发现了镭元素等。
“体”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健康为生命之木，生命是事业的物质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才”也无法发挥。
因此，德、智、体构成了完整的人才结构的三大件。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它们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木文里我们将着重对“智”的问题进行解剖与分析，这个问题在当前最为复杂而又有分歧。有一种流行的想法，即把“智”的核心部分或基本部分归结为数、理、化三个学科。即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因为数、理、化固然在自然科学中居于基础学科的地位，但是从科研展开的需要看却是十分不够的。如果把“智”限于这样狭隘的范围，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人才的成长。
我们认为智力要素应该包括知识、技能和逻辑，这三者缺一不可。
作一个形象的比喻:知识就是素林也可以看作同资料和数据相类似的信息量;技能就是处理知识这一种信息的必要手段，相当于计算机中的硬件;逻辑指思考方法，是使用技能去处理知识的程序，相当于计算机技术的软件。只有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一定的要求，又能很好地结合起来，才可能形成一条生产精神产品的智能作业线，才能成为科研中的人才。
由于才能有这样复杂的结构，所以我们必须对它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经常进行检查，使其不断完善。可惜的是，人们虽然珍视自己的智能，但往往并不认真思索如何培养和改善它。无可否认，个人的才能总会有些不足，而作不出科研成果常常有多方面的原因。可是在一般情况下，往往简单地归咎于知识不够，似乎扩大知识面是唯一的出路。这与病人未经诊断而任意用药一样荒唐。
需要指出，盲目扩大知识面并不是都有益处的。人脑的容量有一定的限度，而知识却是无限的，因此，知识的积累要服从于一定的目的，因为人脑的有限和知识的无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福尔摩斯侦探案》中有一段关于知识积累的论述，我认为是很精彩的。福尔摩斯说道:
“你要知道，我认为人的脑子本来象一个空空的小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把一些家具装进去。只有傻瓜才会把他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破烂杂碎一古脑装进去。这样一来，那些对他有用的知识反而被挤了出来;或者，最多不过是和其它的东西掺杂在一起。因此，在取用的时候也就感到困难了。所以一个会工作的人，在他选择要把一些东西装进他那间小阁楼似的头脑中去的时候，他确实是非常仔细小心的。除了工作中有用的工具以外，他什么也不带进去，而这些工具又样样具全，有条有理。如果认为这间小阁楼的墙壁富有弹性，可以任意伸缩，那就错了。请相信我的话，总有一天，当你增加新知识的时候，你就会把以前所熟知的东西忘了。所以最要紧的是不要让一些无用的知识把有用的挤出去。”
这一段话写得多么好。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没有考虑发挥已有知识的作用。把大量至少在当前还不十分有用的知识装进去，而把有用知识挤出来。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注意吗?事实上只有在十分注意发挥已有知识的作用时，才会有目的地装进新知识，也只有这样的新知识刁一‘是有用的，能够巩固的，真正起到丰富和改进我们知识仓库的作用。
因此，面临着科研能力不够的情况，首先要有一个关于才能结构的总的诊断，然后再进一步做细节的诊断。否则，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非但无法使智能机器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反而有可能向更加畸形、更加向片面的方向发展。
我们怎样诊断自己的才能结构和进行必要的补充呢?这就要象医生看病一样，先从病状入手。如果说，科研工作者的健康状况支持不了艰巨的劳动，显然必须加强锻炼，而不是单纯的补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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