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从来就有不同的学派，存在不同的学说。各种不同的学派、不同学说之间的自由争鸣，正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推动力，也是人才成长的必要的社会土壤。
科学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在整个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失败多于成功，提出的谬误多于最后获得的真理。正象法拉第所说:“世人何尝知道，在那些通过科学研究工作者头脑的思想和理论当中，有多少被【海南招聘】自己严格的批判，非难的考察，而默默地、隐蔽地扼杀了。就是最有成效的科学家，他们得以实现的建议、希望、愿望以及初步结果，也是不到十分之一。”而科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变失败为成功，也是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地剔除谬误而逐渐接近真理。人才就是在无数的失败中和在不断地剔除谬误中，受到了锤炼而成长起来的。实行科学的自由争鸣，就可以加速变失败为成功和发现真理的过程，从而加速人才的成长。
因为，争鸣可以打破思想僵化，启迪人们的思想。争鸣的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观点和批评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欠.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深化，完善自己的理论和工作。许多有经验的学者都认为，进行学术交流，收益最大的不是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成果唱赞歌的时候，而是在别人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最受启发的也不是在倾听一位知名学者作报告的时候，而是在【海南招聘】报告之后有人起来质疑，双方展开争论的时候。
综观科学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都是经过长期反复争论才完善起来，并且才得到科学界公认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投有学术上的自由争鸣，就没有科学的进步和繁荣，也就没有科学人才的成长。
既然科学是从失败中、从不断剔除谬误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探索的道路上免不了有走错了方向的时候.也有错把黄铜当黄金而沾沽自喜的时候。科学史表明，完全正确和完全错误的理论并不很多，更多的是既有正确的东西也包涵了某些错误的成份。即使全然错误的理论，也有必要探究其错误的原因。这种种情形增加了判断科学是非的复杂性和困难。而最终解决问题，需要时间的考验，需要通过科学争鸣的途径。归根结底要靠科学实践。
如果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一种学说，打击和压制另一学派、学说，就必然不能按科学规律办事，不能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贯彻到底。这就免不了会有失误，出现支持错误一方压制正确一方的情形，从而阻碍科学的发展，并导致对人才的压制和打击。
科学史上许多正确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被当作谬误，当作异端邪说而受到鞭挞讨伐，并不主要在于它与科学的传统观念相抵触，而在于受到宗教和权势的干预。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所取得的一系列惊人的成果，与物理学的传统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虽然传统观念给物理学的发展设置了重重璋碍，但是并没有导致对物理学和物理学家的肆无忌弹的讨伐。而宗教势力利用“宗教裁判所”却使多少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巨人惨遭杀戮。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也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制造了一起“猴子事件”，对一位仅仅讲了“猴子变人”的青年教师进行了审判。
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离开了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科学是非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失误，给科学进步和人才的成长带来伤害。苏联在三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批判遗传学的闹剧，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不仅严重影响了生物遗传学的发展，使一大批很有作为的遗传学家受到了打击，而且由于把学术上的争论变成了政治斗争，不仅批判遗传学家的“唯心主义”，还指控他们“搞种族歧视”，是“右派集团”等等，直至动用专政工具，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关进了监狱，有些著名学者甚至含冤死在狱中。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注意的。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进步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获得“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海南招聘】发表了关予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到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这是有道理的。应该说，这也是人才成长的必要的社会条件。而实行科学自由争鸣的方针，就是造成这种社会条件的重要途径。
科学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人才最宝贵的品格在于富有创新精神。而要使人才充分发挥这种创新精神，就必须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而保持独立思考的自由。爱因斯坦把科学研究工作者这种精神上的自由称为“内心的自由”。鼓励和支持学术上的自由争鸣，有利于打破人们思想上的拘谨，消除自卑情绪，开动思想机器，积极进行独立思考，使人才获得从事科学创造所必铭的精神上的自由，从而最有效地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才能。
特别是，科学史上创立新学说的，常常是那些不出名的、地位不高的“小人物”。如果没有良好的学术净鸣的空气，搞学阀统治，一派垄断，就会发生压制新生力量，埋没人才的情形。这种事例在科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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